吴夏平: 唐代国子学官朝野迁转及其地方影响
栏目:河内分分彩 发布时间:2019-01-04

编者按:本文刊载在2013年第6期《贵州社会科学》上,是中国博士后第五十一批资助项目“唐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研究”(编号:2012M510237)阶段性成果,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、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    摘要:唐代国子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作体系,成为所有官职迁转中的一环。学官的迁转多与地方互动,发生于朝野之间。影响学官由地方迁入的要素主要是任职经历、用人政策、政治斗争、仕进风尚以及国子监的闲散特性等,由此形成五种基本迁入方式。学官迁出为地方官,多任刺史、节度使和观察使等,或入幕为诸府从事。学官迁转至地方,在兴学崇教、传播知识、改变习俗、稳定人口、促进区域文学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,由此推进京城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。
    关键词:唐代国子学官;朝野迁转;地方互动;地方影响
    唐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书学、律学、算学“六学”,前三者属于经学教育之学馆,后三者则是专门技术之学校。国子学官主要有从事教育管理的国子祭酒、司业、丞、主簿,以及承担教学的各馆博士和助教。对于国子学官的研究,学界多从制度层面研讨唐型官学体系,或从职务变动角度关注其迁转途径,而对学官与地方之间的关系,则较少注意。事实上,学官或在朝或在野,他们的朝野迁转促进京城与地方之间的互动,对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学产生重要影响。本文拟从学官迁转的基本特点入手,探究其与地方之间互动的基本方式和路径,进而分析地方影响的形态和特征。
    一、学官迁转的基本特点
    唐代国子监历任学官总数,因为史料原因无法全部统计。不过,依据两《唐书》及出土文献等记载,其基本面貌大致可以把握。笔者曾对国子监学官任职及出身作过考证和统计,共考得学官503人次,其中行政管理人员(祭酒、司业、丞、主簿)300人次,教学人员(博士和助教)203人次。[1]381-410书学、律学、算学均为专门技术之学,暂未计入。总体来看,国子祭酒和司业的情况记录得较为详细,而博士和助教等官员则相对简略。
    唐代学官职务迁转情况的统计分析,主要有孙国栋先生《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》。[2]165-169本文与孙先生的统计约有四点不同。其一,孙著据以统计的资料范围仅限于两《唐书》,而本文则扩充到各种资料,特别是出土文献的利用,使数据更为完备。其二,孙著只统计了国子祭酒和国子司业,本文则进一步对其他学官进行统计分析。其三,孙氏采用三分法,将唐代划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,本文则采用四分法,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。其四,对个别材料的理解不同。比如张后胤,孙先生统计为由刺史迁入。本文从张后胤乞骸骨及与唐太宗的对话来分析,认为张氏并没有到睦州赴任,其任国子祭酒当由燕王府司马迁入。
    国子祭酒初唐(618-712)迁入者,宰相2人,刺史3人,中书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太常卿、太常少卿、国子司业、太子少保、太子右谕德、亲王师、王府司马各1人。盛唐(713-756)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国子司业、御史大夫迁入者各1人。中唐(757-826)尚书右丞2人,侍郎6人,秘书监2人,刺史3人,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、大理卿、大理少卿、太子宾客、谏议大夫、都护、节度使各1人。晚唐(827-907)宰相2人,散骑常侍2人,秘书监2人,太常卿、国子司业、太子宾客、节度使各1人。国子祭酒初唐迁出任职,散骑常侍2人,刺史5人,宰相、府尹、州别驾各1人。盛唐散骑常侍、太子宾客、刺史各1人。中唐尚书3人,散骑常侍2人,太常卿2人,府尹2人,刺史4人,宰相、侍郎、右拾遗、都护、州长史、观察使各1人。晚唐太子宾客2人,宰相、散骑常侍、尚书、太常卿、太常少卿、秘书监、刺史、州司户、观察使各1人。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,国子祭酒的迁入,初盛唐以州刺史和国子司业等官职为主,中晚唐则以各省郎官及秘书监居多。这说明学官择取的标准在不断变化,取用的范围也不仅限于京官,地方的刺史也是选任的对象。另外,从前后期的变化来看,前期选任重视学官专业性,后期则弱化专业特征,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转体系。迁出方面,初唐多学官迁出为州刺史,间或任散骑常侍等谏职。中晚唐则以尚书和刺史为多。总体来看,国子祭酒迁出后任职京官与任地方官的比例大致相当。这反映出国子学官并非长期在京城任职,与地方的交流沟通还是比较密切的。
    国子司业初唐迁入者,谏议大夫2人,国子博士3人,侍郎、侍御史、刺史、给事中、太常少卿各1人。盛唐太子中允、起居舍人、秘书丞、郎中各1人。中唐谏议大夫2人,刺史2人,郎中2人,著作郎、少府尹、幕府僚佐各1人。晚唐刺史、大理正各1人。国子司业初唐迁出任职,国子祭酒2人,右丞、太子庶子、亲王师各1人。盛唐尚书、中书舍人、郎中、御史中丞、国子博士、太子庶子各1人。中唐给事中、散骑常侍、太子庶子、少府尹、州司马各1人。晚唐太常少卿、国子祭酒、刺史各1人。由此可见,国子司业多从郎中、谏议、国子博士、著作郎等五品清官中择取,较少从地方官员中选任。其迁出,以国子祭酒和东宫官属为多,亦有少量的地方州刺史和司马。
    国子博士初唐迁入者,国子助教4人,太学助教、太学博士、员外郎各1人。盛唐员外郎1人。中唐员外郎、监察御史、司录参军、广文博士各1人。晚唐国子助教、员外郎各1人。初唐迁出任职,谏议大夫2人,给事中、太子率更令各1人。盛唐国子司业1人。中唐国子司业、郎中、员外郎、刺史各1人。晚唐谏议大夫、郎中、刺史、司马各1人。据此可知,国子博士(五品)主要从六品的国子助教、太学博士及员外郎中择取,其迁出多为正五品上阶的谏议大夫或四品的国子司业,亦有迁出为州刺史和司马者。应该说,这也符合唐代官员迁转的一般规律。
    国子学官作为教育管理和教学的施行者,具有较为明显的职业特点。因此,学官的选任就有很突出的专门性。这种专门性在唐初表现得尤为显著。比如贞观时期,故旧宿儒徐文远、陆德明、孔颖达、张后胤、谷那律、盖文达、盖文懿、赵弘安、赵弘志、萧德言等人,他们都学有专攻,是专职的经学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,学官选任也发生变化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:一是学官逐步融入整个官僚体系而官僚化,学术特征日渐萎退。这从上述的考察即可见出,无论是重要官员如祭酒和司业,还是普通官员如博士和助教,都纳入到整个行政运作系统中。有时甚至将学官授予军人,如国子祭酒李仲思即从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大将军改任。[3]1388二是随着科举考试的日益重要,学官选任更加强调文学才能,特别是中唐之后,进士出身者任职学官的比例越来越大。三是学官迁转与地方关系较为密切。从选任对象的地域来看,学官多从京官中选拔,但也有一部分从地方官员中选用。学官的迁出同样如此,其中一部分继续在京城担任官职,另一部分则迁转至地方任职。通过以上分析,大致可以归纳唐代学官职务迁转的基本特点。其一,国子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作体系,学官成为所有官职迁转中的一环。其二,相比而言,初盛唐学官选任较为重视专业性,中晚唐则淡化学官专业特征。其三,国子学官选任多与地方互动,有利于京城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。
    二、国子学官与地方互动的特点
    国子学官的朝野迁转,主要集中在品阶较高的国子祭酒、国子司业及国子博士等群体中,而国子助教、太学博士、太学助教、四门博士、四门助教,以及广文博士等,较少与地方发生关联。比如迁入,从目前所考知的情况来看,仅有李商隐由徐州府掌书记迁入太学博士一例。学官迁出至地方任职,在国子助教以下的人员中也较少发生,仅发现国子助教李绅入为金陵李锜幕从事,太学博士吴武陵出为韶州刺史,太学博士李商隐出为东蜀节度判官等几例。以下分别从迁入和迁出两方面加以考论。
    (一)学官由地方迁入的基本方式
    地方官迁入为学官,多从刺史、都护、节度使、方镇僚佐等官员中选任,其中又以刺史最多。迁入的方式约有以下五种。
    第一种方式是“学官——地方官——学官”,也就是曾任职学官,由于各种原因而外出为官,入朝继续担任学官。如韦嗣立,由许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,此前曾一度任职国子祭酒。[4]2873祝钦明,由申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,之前曾任国子博士。[4]4965阳峤,由魏州刺史迁入为国子祭酒,此前曾任国子司业。[4]4813郭山恽,由括州长史迁入为国子司业,景龙中曾任国子司业。[4]4971归崇敬,由饶州司马迁入为国子司业。此前因使新罗有功,曾迁升国子司业。[4]4019由学官到地方官再到学官的迁转模式,反映唐王朝学官选任崇重儒术的特点。文宗朝杨敬之由连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,《新唐书》本传述其成因,认为与“文宗尚儒术”[5]4972的大环境有关,即此迁转模式形成的很好说明。
    第二种方式是经由幕职入朝为学官。发现两例,一例是韦聿,据《新唐书》本传,韦聿元和初由淮南杜佑府迁入为国子司业。[5]4937第二例是李商隐由徐州府掌书记迁入为太学博士。《旧唐书》本传:“(卢)弘正镇徐州,又从为掌书记。府罢入朝,复以文章干(令狐)绹,乃补太学博士。”[4]5078由幕府而入朝为学官,是中晚唐士人以幕府为津梁的仕进风尚在学官选任中的反映。
    第三种是应政治斗争之需。如宋璟,由宰相—楚州刺史—魏·兗·冀三州刺史—河北按察使—幽州都督—国子祭酒。宋璟由宰相贬为楚州刺史,是因为他在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斗争中,极力支持后者而得罪前者,贬为楚州刺史是李隆基保全他的谋略,《旧唐书·宋璟传》:“玄宗惧,抗表请加罪于璟等,乃贬璟为楚州刺史。”[4]3032从由刺史渐转至国子祭酒,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地方逐步迁移至京城的过程。李揆由睦州刺史迁入为国子祭酒,也与政治斗争相关。据《旧唐书》本传,李揆因得罪元载,在元载为相期间一直遭受打压,“元载以罪诛,除揆睦州刺史,入拜国子祭酒。”[4]3561李揆任国子祭酒只不过是从地方迁入京城的过渡,其后仕至礼部尚书,德宗朝充入蕃会盟使,加左仆射。
    第四种是作为权宜过渡。如裴胄为避父名讳,不拜京兆少尹而改任国子司业,[4]3508不久就迁任湖南观察都团练使,可见任国子司业只不过是暂时安排。冯定由郢州刺史入为国子司业也有朝廷权宜安排的意味。冯定强夺人妻和私用阙官田禄查无实据,但又碍于未能处理好与下属的关系,故稍作调整以杜绝非议。[4]4391从他不久转任河南少尹来看,国子司业无非是一个短暂的过渡。
    第五种是以学官为闲职而退养。如赵昌,由安南都护迁入为国子祭酒。据《旧唐书》本传,赵昌入为国子祭酒实为养疾,这主要与学官的闲散性质有关。所以当裴泰为当地人驱逐后,朝廷又以赵昌为安南都护。[4]4063
    从上述学官迁入的五种基本方式中,可以看到影响学官选任的因素主要有被选者的经学素养、朝廷的用人政策、政治斗争、文人仕进风尚、国子监的闲散特性等。
    (二)学官地方任职的基本路径
    国子学官迁出到地方任职主要有以下路径:一是迁出为州刺史,二是转迁为为节度、观察等使,三是入幕为诸府从事。
    其一,学官迁出为州刺史。此种情况较为常见。如郭正一由国子祭酒迁出为晋州刺史。[4]5010国子祭酒祝钦明,因倪若水劾奏“素无操行”[4]4970而出为饶州刺史。李峤以附会张易之兄弟,出为豫州刺史。未行,又贬为通州刺史。[4]2995乔琳由国子祭酒转任怀州刺史。[4]3576冯伉由国子祭酒转任为同州刺史。冯伉系贞元元和时期大儒,尝著《三传异同》三卷,从同州回京后,复领太学。[4]4978杨汉公,由国子祭酒转任同州刺史。[5]5249张次宗,由国子博士转任舒州刺史。[4]3613阳城,由国子司业迁出为道州刺史。[4]5133韩愈由国子博士迁出为潮州刺史,量移袁州刺史。学官出为州刺史,多为贬官,如郭正一、祝钦明、李峤、阳城、韩愈等皆是。但也有因升迁转任刺史的,如杨汉公迁同州刺史,《新唐书》本传载郑裔绰反对之辞:“同州,太宗兴王地。陛下为人子孙当精择守长付之,汉公既以墨败,陛下容可举剧部私贪人?”[5]5250可见,汉公刺同州当为升迁。由学官直接转任州刺史者,多发生于国子祭酒、国子司业及国子博士等高级官员之中。
    其二,转任节度、观察等使。如孔戣,由国子祭酒转任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[4]4098李逊,由国子祭酒转任许州刺史,充忠武节度、陈许溵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 [4]4124高重,由国子祭酒转任鄂岳观察使。 [5]3843裴胄,由国子司业转任湖南观察都团练使。[4]3508李麟,由国子祭酒转任河东太守、河东道观察使。 [4]3339学官出为节度、观察等使,有三个特点:一是选任的对象主要是国子祭酒和国子司业等高官;二是被选者多为品行忠正之士,如孔戣、高重、李麟等人;三是被选者此前或有方镇节度的经历,如李逊等。
    其三,由国子学官出为诸府从事。如窦庠,由国子主簿出为武昌韩皋幕府推官,再转为浙西节度副使。[4]4122李绅,由国子助教出为李锜幕从事。[4]4497李商隐,由太学博士入为东蜀节度判官。[4]5078由国子学官入幕为诸府从事,多发生于品阶较低的学官之中,如正六品上的太学博士、从六品上的国子助教以及从七品下的国子主簿等。
    上述三种情况之外,国子学官迁出任职地方官还有其它多种路径。如韦嗣立由国子祭酒迁出为饶州长史。[4]2869宋璟由国子祭酒迁出为广州都督。[4]3032徐浩,由国子祭酒迁出为庐州长史。[4]3760郭山恽,由国子司业迁出为括州长史。[4]4971归崇敬由国子司业迁出为饶州司马。[4]4019吴武陵,由太学博士迁出为韶州刺史,再贬为潘州司户参军。[5]5792裴耀卿国子主簿转任长安令。[4]3080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,国子学官迁出为地方官的路径较宽,反映了学官与地方之间互动的密切程度。
    三、国子学官的地方影响
    国子学官从京城转任地方官职,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等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不过,由于史书对学官地方任职情况的记载往往一笔带过,因此很难全面把握。从现有资料看,学官到地方任职,可以用“善政”来概括。如高重由国子祭酒转为鄂岳观察使,《新唐书》本传云“以美政被褒”[5]3843。裴耀卿历宣、冀二州刺史,《旧唐书》本传亦云“皆有善政”[4]3080。归纳起来,学官到地方任职,作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贡献:
    其一,兴学崇教。以韩愈为例,韩愈贬谪潮州对地方教育非常重视,拿出自己的俸禄来办州学,并延请当地秀才赵德为教师,一时风气大变。其《潮州请置乡校牒》云:“此州学废日久。进士明经,百十年间,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,试于有司者。……赵德秀才:沈雅专静,颇通经,有文章,能知先王之道,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,可以为师矣。请摄海阳县尉,为衙推官,专勾当州学,以督生徒,兴恺悌之风。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,收其赢余,以给学生厨馔。”[6]691-692后世对韩愈潮州兴学善举评价甚高。苏东坡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说:“始潮之人未知学,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,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,延及齐民,至于今号称易治。”[7]509
    其二,传播知识技能。地方百姓囿于见闻,知识不广,在生产生活方面都很受限制。从京城迁转而来的学官,多具阅历和知识。技能的传授,改善了僻远落后地区的生存状况。比如宋璟自国子祭酒贬为广州刺史,传授当地百姓烧制泥瓦和建筑技术,改善居住条件,使他们免去了遭受火灾的祸患,当地人立碑纪颂。《旧唐书》宋璟本传:“广州旧俗,皆以竹茅为屋,屡有火灾。璟教人烧瓦,改造店肆,自是无复延烧之患,人皆怀惠,立颂以纪其政。”[4]3032
    其三,打抑豪强维护公平。地方豪强剥削百姓,富商巨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,这种现象在唐代也是比较普遍的。国子主簿裴耀卿转任长安令期间,推行多种举措打击无良商人,平抑物价,保护百姓利益。《旧唐书》本传:“及睿宗升极,拜国子主簿。开元初,累迁长安令。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,百姓苦之。耀卿到官,一切令出储蓄之家,预给其直,遂无奸僦之弊,公私甚以为便。在职二年,宽猛得中。及去官,县人甚思咏之。”[4]3080
     其四,赎释奴婢移风易俗。唐代的奴隶问题比较严重,特别是在福建、黔中和岭南等偏僻之地尤为突出。唐律虽然规定“略人,略卖人为奴者绞”[8]369,但事实上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。韩愈《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状》:“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。臣往任袁州刺史日,检责州界内,得七百三十一人,并是良人男女。准律计佣折直,一时放免。原其本末,或因水旱不熟,或因公私债负,遂相典贴,渐以成风。名目虽殊,奴婢不别,鞭笞役使,至死乃休。既乖律文,实亏政理。袁州至小,尚有七百余人;天下诸州,其数固当不少。今因大庆,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,一皆放免。”[6]604从“袁州至小,尚有七百余人;天下诸州,其数固当不少”中,可以看出当时人口贩卖情况的严重程度。因此,解救赎买奴婢成为地方主政者的重要事务。
    国子学官到地方任职,在赎释奴婢方面堪为代表者,主要有韩愈、孔戣和阳城。韩愈释放奴婢,不止发生在袁州刺史任内,在潮州刺史任上同样有这样的举措。皇甫湜《韩愈神道碑》说:“掠卖之口,计庸免之,未相直,辄与钱赎。及不还,著之赦令。转刺袁州,治袁州如潮。”[3]7038孔戣在广州刺史任上,做了很多实事。其中赎放奴婢一事受到时人称赞。《旧唐书》本传云:“戣刚正清俭,在南海,请刺史俸料之外,绝其取索。先是帅南海者,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,戣不受托。至郡,禁绝卖女口。……韩愈在潮州,作诗以美之。”[4]4098阳城转任道州刺史,史书记载的第一件功绩即是“禁良为贱”。《旧唐书》本传:“道州土地产民多矮,每年常配乡户,竟以其男号为‘矮奴’。城下车,禁以良为贱。”[4]5133
    其五,黜免税赋稳定人口。唐代偏远地区由于开发较迟,生产亦较落后,百姓生活艰辛。为了稳定当地户口,地方官员大多从减免赋税方面着手。阳城由国子司业贬为道州刺史,在赎释奴婢之后的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黜免税赋。关于这次抗税过程,《旧唐书·阳城传》记载得较为详细:“赋税不登,观察使数加诮让。州上考功第,城自署其第曰:‘抚字心劳,征科政拙,考下下。’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,至州,怪城不出迎,以问州吏。吏曰:‘刺史闻判官来,以为有罪,自囚于狱,不敢出。’判官大惊,驰入谒城于狱,曰:‘使君何罪!某奉命来候安否耳。’留一二日未去,城因不复归馆;门外有故门扇横地,城昼夜坐卧其上,判官不自安,辞去。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,他判官义不欲按,乃载妻子行,中道而自逸。”[4]5133传记颇具戏剧性。阳城似乎很无赖,但仔细想来,其实是机智和幽默的表现,亦是无奈之举。不管怎样,他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实现了抗税目标,为当地百姓的稳定提供了保障。
    此外,学官出为地方官还对区域文学产生重要作用。比如韩愈在贬谪潮州和量移袁州期间,就对两地的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,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区域文学群体,推动两地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,进而扩大潮、袁二州的文化影响力。关于这个论题,笔者另有专文详述。[9]73-78
    国子学官到地方任职大多有“善政”之誉,究其原因,恐怕与学官这个职业有关。一般来说,学官更多地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,强烈的责任感往往外化为善行。学官大多重视教育,具有弘道的自觉意识。唐初经学家如孔颖达、盖文懿、盖文达、谷那律等人不必多讲,即使是在中宗朝被称为“逍遥公”的韦嗣立,也是非常关注教育的,曾上书武则天要求广开庠序尊师重教。[4]2866-2869再比如睿宗时阳峤入为国子祭酒,大力引荐名儒任教职,严格要求学生。《旧唐书·阳峤传》:“时学徒渐弛,峤课率经业,稍行鞭箠,学生怨之,颇有喧谤,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。上闻而令所由杖杀无理者,由是始息。”[4]4813-4814冯审入为国子祭酒,曾上书文宗,琢去国子监《孔子碑》篆额“大周”二字,而代之以“大唐”,这在当时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[4]4392归崇敬在大历年间任职国子司业期间,曾多次上书代宗,建议改革学制和考试制度。[4]4016-4019所有这些,无不表明学官强烈而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,而这种儒家情怀正是学官任职地方继有善政的精神源泉。
    参考文献:
    [1]吴夏平.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[M].济南:齐鲁书社,2007.
    [2]孙国栋.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.
    [3]董诰等.全唐文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    [4]刘昫等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    [5]欧阳修、宋祁等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    [6]马其昶.韩昌黎文集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    [7]苏轼.苏轼文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    [8]长孙无忌.唐律疏议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    [9]吴夏平.从学官角色看韩愈贬潮与区域文学影响[J].贵州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.2012(2).


上一篇:没有了